就在十天前，我還幻想着來日里千倉萬箱的收穫。十天後我便帶着一心的苦樂和滿身的單薄，坐着最冗悶的火車和最破舊的吉普車從蘇南一方樂土輾轉跋涉到一個海拔三千米、信仰各種宗教、混雜着各種民族的地方。
　　
　　有人説，青海的花，是要趕着看的。
　　而當我踏上這塊高原土地時，目光裏趕巧映上了淺笑的白，展眉的粉還有一些凝眸的紫。
　　
　　“再有一小時就到了。”司機老潘顫悠悠地晃着胳膊。
　　我把身子微微直起來，臉依舊朝下。
　　“小喻同志，你還這麼小，組織就能把你派到這裏，真是不簡單。”
　　我苦笑。二十多年裏，我永遠是那麼一種心態。永遠是那麼幾個朋友。還或者今後我永遠是那麼一個愛人。我知道自己是怎樣簡單的一個人。
　　
　　在這個年代，出身不好讓一切海闊天空的理想無非都成為那夢中的電光和那無明的幻相。
　　
　　大學的最後一堂課結束時，同學幾乎已全散去。老師佝僂着背一個人在地上撿着紙屑，我心一酸正要靠近，他扶着椅子，抬眼對我説，“喻琳，文學是需要黨組織的，共產黨不是一把椅子，能搬動。魯迅沒有受過組織的領導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