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無此聲

這個故事寫了一對男女。
男的叫周明遠，吉林榆樹人。家裏開燒鍋的，釀高粱酒，方圓百里都知道“周燒鍋”。父親攢了一輩子錢送他去美國唸書，他在美國待了四年，學歷史，喝威士忌，跳爵士舞，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個洋派人物。結果回來的時候家沒了，爹死了，燒鍋被人佔了。他跑到東北教書，入了地下黨，但心裏頭什麼都不信——他就是覺得爛命一條，死了也不可惜。後來組織調他去上海，他頭一天不去接頭，先去百樂門喝酒。
女的叫沈月紅，山東明澤人。七歲那年父親被地主打死了，她跪在冰碴子上磕頭，求人給副棺材板，沒人理。後來母親死在上海街頭，她被戲班子收養，學了十年戲，成了上海灘小有名氣的花旦。但她暗地裏是地下黨交通員，代號“驚蟄”。驚蟄是什麼？驚蟄是春雷乍動、萬物復甦。她這輩子就在等那聲響雷。
這兩個人在上海碰上了。
一開始她看不上他。她覺得這人散漫、嘴貧、不靠譜。他也確實散漫。但他第一次聽她唱《桃花扇》，聽到那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他愣了。他沒讀過這出戲，但他見過樓塌。他家的樓就塌了。
後來他們一起送情報、躲巡捕、在黑燈瞎火的弄堂裏穿行。有一回他負了傷，她在閘北一間逼仄的閣樓裏照顧了他七天七夜。除夕夜，外面放爆竹，她站起來，沒上妝，沒穿行頭，就穿着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旗袍，給他唱了一段山東梆子——《穆桂英掛帥》。她唱破了一個音。她從來不破音。
他就是在那個晚上，覺得自己不能再那樣活下去了。
故事後來很長。她去了蘇區，犧牲了，二十九歲。他活下來了，輾轉到了香港，在一間狹小的公寓裏終老。他這輩子沒有再娶。他保留着三樣東西：一張舊戲單，一本舊戲摺子，一封永遠寄不出的信。信的開頭永遠是“驚蟄同志，見字如晤”。他寫了三十年，每年除夕加一段。
這就是兩個人的一輩子。
這小説寫的是革命，但革命不是口號，是具體的犧牲，是具體的離別，是具體的“你活着，我死了，但我沒白死”。這小説寫的也是愛情，但愛情不是花前月下，是一九三三年上海除夕夜的一曲山東梆子，是他説“等太平了咱們去貝加爾湖養牛羊”，她笑了一下，沒來得及答應。
我寫了他們從哪兒來。吉林榆樹的雪，卡岔河的鯽魚，周家燒鍋的酒糟味。山東明澤的煎餅和大葱，冰碴子上的膝蓋，亂葬崗上沒有名字的墳。我覺得不把這些寫清楚，就不懂他們後來為什麼那樣活、那樣死。
我也寫了上海。法租界的梧桐樹，霞飛路的咖啡館，閘北的弄堂和棚户區，黃浦江上的霧。那是一個多好的時代，也是一個多壞的時代。所有人都在掙扎，有些人沉下去了，有些人浮上來了，有些人沉下去之前把別人託了一把。
我不覺得這是悲劇。沈月紅死的時候二十九歲，但她這輩子沒有白活。周明遠活到八十多歲，但他的一輩子停在了二十九歲她死那年。他們誰也沒有白活。
這本書不打算教人什麼道理。它只是寫了兩個人怎麼活過，怎麼愛過，怎麼在一個破碎的時代裏守住了一點東西。那點東西是什麼，説不清楚。也許是信仰，也許是承諾，也許是除夕夜煤油燈下的一個影子.